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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离开杭州，开始独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到达了贵州遵义地区，并在此落脚，开展了数年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们搬迁的路线，和当年红军长征的路途非常相近。流亡途中，浙江大学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直至1946年9月才重返杭州。这段西迁历史，后人称之谓“文军的长征”。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学迁校累计达100多所，迁址次数达200多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但当时整个国家的落后，也是显而易见的。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五所中国顶尖学府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此即民国五大名校名称的来历。当时也只有这几所高校各方面还算说得过去.

八月间，各地试卷集中于南京中央大学校园评阅。时有日本飞机飞临南京进行野蛮轰炸，阅卷工作受到极大的干扰。虽有高志航等飞鹰大队的英勇杀敌，但中央大学图书馆、大礼堂和科学楼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毁损，科学楼没有击中而炸毁了化学实验室，猛烈的轰炸使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特别是参加阅卷工作的教授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由此拉开各所大学文军长征的序幕。负责组织这次评阅试卷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国立武汉大学的曾昭安等人安排阅卷完的教授们尽快离开南京。

为躲避战火，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迁至云南昆明，国立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

在滇8年的西南联大共培养了两千余名学生，再加上浙大和其余学校毕业的,还不如现今一所大学的学生数!就是这区区几千人,成为了战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楚翘.他们其中有一百七十余人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李政道、杨振宁两人获诺贝尔奖，四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

这也是国民政府留给新中国的最大一笔人才遗产。

(二)

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当时中国各行业的科技精英约一千多人，去美国从事研究、学习和工作，俗称“千人计划”。

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欧美的上述”善意”,多少有点想在二战结束后,收罗各方面人才的影子在背后.

(三)

时下，有的文章甚至直接把“文军的长征”和红军的长征相提并论，是否描写过度？这大概是有的文人，又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了吧！

笔者以为，“文军的长征”一为以后海峡两岸的经济建设保护，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二保住了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三浙大的“文军的长征”和所有抗战中内迁的学校，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消灭中华文化的狼子野心！

今天的我们还不应忘记,在华北,29军学生团里有多少个准梁思成为了保卫家乡,为了能让后人们能在安静的环境里读书，自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去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从此长眠于青纱帐旁!

多少个春秋逝去，当每年的春天来临时，那夹杂着野草鲜花香气的风和孩子们清朗的欢笑声，都会从他们的身旁吹过、飘过......

(第二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