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有些惊讶地低头看我，显然认出了我。“田浩彣？”他笑了笑，“你的歌很棒。不过，你说版权运营是核心，具体指什么？现在国内这块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从版权分级授权谈到艺人品牌价值挖掘，从线下演出运营谈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在线音乐模式。

高军的思路清晰，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而且不囿于传统观念。

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年龄而轻视我的观点，反而对我的某些“前瞻性”想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深入的追问。

沙龙结束后，我通过陈健添要到了高军的联系方式。

几天后，我单独约他在国子监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

这一次，我更加直接地阐述了我对“星海文化”的构想，以及我希望寻找一位能够统领全局的cEo的意愿。

高军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很有意思的蓝图，也很大胆。但是，田浩彣，你毕竟才十二岁。我如何能确信，这不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异想天开？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在哪里？我能获得多大的授权和资源支持？”

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正中要害。我没有回避，将已经基本成型的股权架构和决策机制向他坦诚说明，强调他在日常运营中将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战略方向由我和决策委员会共同把握。

同时，我也向他展示了初步的资金筹备情况和已经掌握的核心资源（我的版权、与红星、出版社的关系网等）。

“我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值得长期投入的事业平台。”高军坦诚道，“你的想法和资源让我很心动，但具体的权责和激励，需要在合同中明确。”

“这是自然。”我点点头，“张律师正在起草相关的文件。我们可以就您的薪酬结构（底薪+业绩分红+期权）、权限范围以及年度目标进行详细磋商。”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立刻达成协议，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像高军这样的人才，需要时间和更具吸引力的方案来说服。

四月中旬，“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注册手续在张律师的努力下，终于接近完成。

公司名称取“星辰大海”之意，既寓意着文化产业的广阔天地，也暗合我“田浩彣”之名中的“浩”字。

注册地址暂时借用红星生产社的一间闲置办公室。父亲在最终的文件上签下了名字，他的手有些颤抖，但眼神坚定。

与此同时，与朴树的接触也有了进展。红星派去的人反馈，这个清华学生性格内向甚至有些孤僻，对商业签约颇为抗拒，目前只愿意以松散的合作形式提供作品。

我让陈健添不必强求，保持友好联系，定期支付一些创作经费即可。我相信，对于真正的创作天才，尊重和耐心是最好的投资。

四月末的一天，我、陈健添、张律师，以及特意从老家赶来的父亲，在红星生产社那间临时充作会议室的房间里，进行了“星海文化”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关键会议。

桌上摊开着厚厚的公司章程、股东协议、授权委托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张律师逐条解释着最终条款，确保父亲完全理解他所签署内容的意义。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在需要签名的地方，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看着父亲未到不惑之年，已有星点白发的鬓角，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是感激，是责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所有文件签署完毕，陈健添笑着拍了拍手：“好了！从现在起，‘星海文化’就算正式启航了！浩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窗外湛蓝的天空上。

星海已启航，前方是未知的航道，潜藏着机遇，也暗流汹涌。

但我知道，我已经握住了舵轮。接下来的每一步，无论是乘风破浪，还是迂回前行，都将由我亲自引领。

这艘承载着梦想与谋划的航船，终于解开了缆绳，向着那片属于它的、星辰璀璨的海洋，缓缓驶去。

而站在船头的我，这个十二岁的船长，心中没有畏惧，只有一往无前的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