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直接和凶险的声誉危机。

它不同于经济寒潮，可以用收缩和深耕来抵御；也不同于家庭麻烦，可以靠人脉和规则去化解。

它攻击的是我最核心的立身之本——才华的真实性。

在巨大的压力下，我甚至开始下意识地审视自己脑海中的那个“曲库”。

那些清晰无比的旋律，它们真的完全属于“这个我”吗？

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我质疑，比外界的攻击更让人感到恐惧和孤独。

关键时刻，身边人的信任成为了我最坚实的支柱。

许巍顶着压力，坚持不改动新专辑曲目顺序，明确对前来探听口风的记者表示：“我相信浩彣，就像相信我自己。《远方》是一首好歌，它值得被听到。”

郑钧更是利用自己的江湖地位，在圈内四处奔走，找来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音乐人聆听比对。

其中一位精通律学、以治学严谨着称的老教授，在反复聆听两首歌后，私下对郑钧表示：“从音乐动机、发展手法和和声进行来看，虽偶有相似之音型（这在不同创作者间本就常见），但整体构架和神韵截然不同，《远方》的创作是独立的、完整的。所谓抄袭，站不住脚。”

陈健添也利用他在港台的人脉，侧面了解到，“风行唱片”本身经营状况不佳，此次指控颇有“碰瓷”讹诈的嫌疑。

赵振律师那边，也拿出了初步的法律意见：鉴于两地法律差异和举证难度，直接诉讼成本高、周期长。

但我们可以依据《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向对方发出严正的法律函件，驳斥其指控，并表明我方保留反诉其诋毁商誉的权利，这往往能对意在讹诈的公司形成有效威慑。

最重要的转机，来自高军那边不懈的证据搜集。

他带着人几乎翻遍了我留在红星录音棚的所有杂物，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用于记录灵感的本子夹页里，找到了一张皱巴巴的五线谱纸，上面正是《远方》主旋律的最初草稿，落款日期赫然比那首《旅程》的发表时间，早了整整三个月！

当高军将那张泛黄的纸片放在我面前时，我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将积压在胸口的巨石终于吐了出去。

这铁一般的物证，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

证据在手，我们立刻转守为攻。

赵振律师起草了措辞强硬的法律函件，连同草稿照片复印件，一并传真至“风行唱片”。

同时，陈健添安排相熟的权威媒体，发布了澄清声明，并展示了关键证据。

雷声大雨点小。“风行唱片”在收到我们的法律函件和确凿证据后，迅速偃旗息鼓，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之前的指控如同从未发生过一般。

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波，就这样在有惊无险中悄然平息。

风波过后，许巍的新专辑如期发行，《远方》作为主打歌，因其历经风波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传播得更广。

而经过这次考验，“田浩彣”这个名字在圈内外的分量，似乎更重了一些。

人们不仅惊叹于他的才华，也看到了他背后逐渐成型的、能够应对危机的团队力量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沉稳。

盛夏的雷雨，洗刷了京城的尘埃，也涤荡了我心中的些许阴霾。

站在“星海”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雨后天边出现的那道绚丽彩虹，我心中感慨万千。

这次抄袭风波，如同一次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

它检验了“星海”的应急能力，检验了我身边人的忠诚，也更深刻地让我认识到，随着我走得越高、名声越响，未来需要面对的明枪暗箭只会更多、更复杂。

“星海”的星轨已然既定，但航行途中，绝不会只有顺风。

然而，经过这番洗礼，我这艘船的龙骨似乎更加坚韧，船员们的配合也更加默契。

御风而行，虽难免遇逆流暗礁，

但舵盘在手，罗盘在心，星轨在前，

便无惧任何风浪。

九七年的征程，过半而已。

更大的时代浪潮，正在不远处酝酿。

而我和我的“星海”，已经做好了继续深潜、并随时准备乘风破浪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