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北京的土地，九四年的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蓬勃而又躁动的气息。

宽阔的长安街，熙攘的人流，高耸的大楼（虽然远不及后世），都让来自小镇的我们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和兴奋感。

我们按照大姨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朴庄重的大楼，透着文化单位特有的威严。

父亲在门口踌躇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准备好的“红塔山”，深吸一口气，走向门卫室。

“师傅，麻烦打听个事儿……”父亲陪着笑脸，熟练地递上烟，“我们是从四川来的，想找一下编辑部的老师，投稿。”

门卫师傅打量了一下我们父子俩，目光在我这个半大孩子身上停留了片刻，接过烟，语气还算和善：“投稿？有预约吗？”

“没有没有，”父亲连忙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不懂规矩。师傅，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帮我们指条路？或者……帮忙递个话？”父亲说着，又将整包烟塞了过去。

或许是那包“红塔山”起了作用，或许是我这个“带着手稿来投稿的孩子”太过奇特，门卫师傅犹豫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我帮你问问当代文学编辑室的同志，看有没有人愿意接待一下。你们在这等着。”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父亲不停地踱步，我则安静地站在一旁，内心远不如表面平静。我知道，成败在此一举。

过了一会儿，门卫师傅出来，身后跟着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编辑。“就是这孩子要投稿？”中年编辑好奇地看着我。

“您好，老师。”我上前一步，微微鞠躬，将怀里的手稿双手递上，“这是我写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请您指教。”

中年编辑接过沉甸甸的手稿，随手翻看了几页，脸上的随意渐渐被惊讶取代。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稿上工整的字迹和独特的文风，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这字是你写的？内容也是你原创的？”

“是的，老师。”

他沉吟片刻，对我和父亲说道：“你们跟我来吧。”

我们被带进了一间会议室。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了几位编辑，其中一位气场尤为沉稳，经介绍，正是当代文学编辑室的主任高贤均。手稿在他们手中传阅，会议室里只剩下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我紧张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从最初的疑惑、审视，到后来的惊讶、专注，甚至有人忍不住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知道，我成功了第一步——我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小朋友，”高贤均主任扶了扶眼镜，目光锐利地看着我，“你这写法……很特别。跟我们常见的历史读物很不一样。你是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写明朝历史的？”

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紧张，用清晰而诚恳的语调回答：“高老师，各位老师，我觉得历史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放在神坛上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组成的。朱元璋也会害怕，徐达也会犹豫，于谦也会紧张……我想写的，是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历史。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会更喜欢这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能带着他们‘回到过去’的叙述方式。”

我尽量用符合年龄的语言，但表达的观点却超越了年龄。我谈了对历史普及的看法，谈了对读者阅读心理的理解，甚至引用了手稿中的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我的创作意图。

编辑们听得若有所思，不时交换着眼神。他们问了我一些关于明朝历史的细节问题，我都凭借扎实的“记忆”和对史料的查阅，对答如流。

“后生可畏啊！”高贤均主任最终感叹道，他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赞赏，“田浩彣同学，你的稿子我们留下了，会尽快组织审阅。你留个联系方式，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虽然没有当场拍板，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离开出版社时，我和父亲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父亲用力拍了拍我的后背，脸上是掩不住的激动和骄傲：“好小子！真给你爸长脸！那些大编辑都被你镇住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北京一边等待消息，一边按照我“记忆”中的另一个目标行动。

通过三姐之前提到过的音乐圈关系，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位于西单附近的“红星生产社”。

这是一个在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音乐厂牌，聚集了一批后来声名鹊起的音乐人。

与出版社的庄重不同，红星生产社的氛围要随意甚至“另类”得多。

墙上贴着夸张的海报，角落里随意堆着乐器，空气中似乎都飘着摇滚乐的气息。

接待我们的是红星生产社的老板，来自香港的陈健添先生。

他穿着皮夹克，留着长发，眼神精明而富有侵略性。

他对一个孩子来找他谈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一丝不以为意。

“小朋友，找我有什么事啊？”他靠在沙发上，用带着港普的语调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