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分析鞭辟入里，连高军都听得频频点头。

“林总编说得极是。不知明报出版社是否有意合作，共同打造一套适合港澳台读者的《明朝那些事儿》特别版？”

林行止笑了，笑容中带着老江湖的狡黠：“我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咱们得先把话说清楚。如果是简单的版权买卖，那没什么好谈的。我要的是深度合作——我们出编辑团队，你出作者，一起打磨出一套既保留你原汁原味的风格，又符合港澳台读者口味的精品。”

“具体怎么合作？”高军问到了关键。

“两种模式。”林行止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明报买断繁体版权，我们负责一切改编和发行，你们拿版税。第二，成立联合项目组，共同投资、共同改编、共同发行，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李泽明在一旁补充：“林总编的第二种模式，在香港出版界很少见。但对于《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重磅作品，也许值得尝试。”

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窗外。街道对面，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说笑着走过。他们中有人背着印有日本动漫角色的书包，有人戴着最新款随身听耳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林总编，”我收回目光，“我选第二种。”

“哦？”林行止挑眉，“理由？”

“因为我相信，《明朝那些事儿》不仅仅是一套历史书，它更是一次文化对话。”我认真地说，“大陆和港澳台，同根同源，但对历史的认知和感受确实存在差异。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大陆版搬过来，那是偷懒。如果我们能一起做出一套让两岸四地读者都能产生共鸣的版本，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林行止沉默了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好！有种！我年轻时在大陆待过几年，后来到香港，一辈子都在做文化沟通的事情。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接下来的讨论更加深入。我们初步商定，成立一个由明报出版社、三联书店和“星海文渊”三方组成的工作小组，用三个月时间完成《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繁体版的改编工作。改编原则是“核心思想不变，表达方式优化，补充背景知识，增加本地关联”。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李泽明提议在附近的陆羽茶室用餐。

走在熙攘街头，五月的阳光开始灼热。高军低声问：“小田总，同时推进《鬼吹灯》和《明朝……》繁体版，我们的精力跟得上吗？而且明报和林行止这边，条件会不会太苛刻？”

“高总，你看那边。”我指了指街角唱片店。橱窗里，王菲的《唱游》和王力宏的《公转自转》并排陈列，旁边贴着张学友演唱会海报。

“香港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台湾的、大陆的、本土的、欧美的，所有文化产品在这里同台竞技。我们要做的不是小心翼翼地去适应，而是大胆地带着我们的东西进来，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去。”

我停下脚步，看着橱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依然稚嫩，但眼神已不再青涩。

“至于精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合作伙伴。三联书店懂发行，明报出版社懂内容改编，我们懂创作核心和两地市场。各司其职，才能做大做强。”

陆羽茶室的包厢里，我们见到了第三位客人——天地图书总经理何兆辉。四十多岁，短发，职业套装，说话语速快但条理清晰。

“田先生，我们天地图书主要做学术着作和高端艺术类图书。”何兆辉开门见山，“但我看了你的《明朝那些事儿》，觉得这套书有做成精装收藏版的潜力。特别是如果你和林总编合作做繁体改编版，我们可以同步推出限量编号的精装版，目标客户是收藏家、文化机构和大学图书馆。”

一顿午饭的时间，我们谈成了第三项合作：《明朝那些事儿》繁体精装典藏版的出版计划。

下午两点走出陆羽茶室时，香港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太阳雨。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街道上，行人纷纷躲到檐下。不过几分钟，雨停了，阳光重新洒满湿漉漉的街道。

“这就是香港的天气。”高军感慨，“说变就变。”

“也是香港的机会。”我看着天空中逐渐消散的雨云，“变化快，意味着机会多。关键是要能在雨来的时候找到躲雨的地方，雨停的时候第一个冲出去。”

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今天见到的这三个人——李泽明的稳健、林行止的犀利、何兆辉的精明。他们代表着香港出版界的三种力量，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态度。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在这座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我要做的，就是学会他们的“道”，然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晚上在酒店房间，我翻开笔记本：

“香港之行第一天，达成三项合作。《鬼吹灯》港澳发行落地，《明朝》繁体版启动，精装典藏版提上日程。但最重要的收获不是这些合同，而是对‘文化适应性与本土化’的深刻理解。

“林行止说得对，简单移植必然水土不服。真正的文化输出，应该是‘核心不变，形式创新’。就像港式奶茶——用英式红茶做底，却加入本地炼乳和淡奶，创造出全新的味道。

“明天约了电影圈的几位人士。影视改编是更大的挑战，也是更大的机会。要记住：香港电影人最擅长的是类型片和商业化运作，这是他们的优势，也可能是他们的局限。如何既借助他们的经验，又保持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是需要仔细权衡的。

“另：今天看到街头的学生，突然想到——我们做的这些书、这些文化产品，最终是给谁看的？不仅仅是给现在的人看，更是给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人看。所以，不能只考虑当下的市场反应，更要考虑作品的长期价值。

“这就是文化的重量。它很轻，轻到可以装进一本书里；它也很重，重到可以影响一代人的思想。”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走到窗边。夜幕下的维多利亚港，两岸霓虹倒映水中，汇成流光溢彩的海洋。渡轮在港中穿梭，拉出一道道光轨。

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活力是真实的，但它背后的文化焦虑也是真实的。回归两年，香港人在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而文化，正是定位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

我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篇报道，说的是2000年后香港文化产业的逐渐边缘化。

那个未来，或许可以改变？

不，不是或许。

是必须。

我关上台灯，让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窗外璀璨的灯火，透过玻璃，在天花板上投下变幻的光影。

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而香港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