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这几年高考题总结的规律。”我面不改色地说着半真半假的话，“还有语文作文，多准备‘季节’的素材，比如从四季轮替的角度怎么去看待冬天。英语既然是交流，那么作文题目可能就是些假设问题：比如你出国旅游或探亲，目睹一起交通事故，该怎么去用英文描述。”

“你说得跟真的一样……”姐姐嘟囔着，却还是认真地把这些话记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用红笔圈了出来。

“对了，”她忽然想起什么，笔尖顿住，“林薇前几天来找过我，问我你是不是要回来了。我说你可能月底回。她……好像有话想跟你说。”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窗外有风吹过，梧桐树叶沙沙作响。

“高考完再说吧。”我继续在草稿纸上演算着公式，声音平静，“现在什么都别想，专心复习。等你考完，我带你去北京，看故宫，吃烤鸭，逛北大清华。”

姐姐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点点头，重新埋首题海。

回到自己房间，我打开窗，夜风涌进来，带着远处田野的气息——那是秧苗的味道，是泥土的味道，是这个县城最原始的味道。

这个房间，这个世界，和我现在在北京的生活，像是两个平行宇宙。

但我知道，它们必须连接起来。否则，我会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得再高，也没有归处。

根扎得深，才能飞得远。

金佚林院长的话在耳边响起。是啊，根。我的根在这里，在这座县城，在这间房子，在父母和姐姐身边。

第二天一早，我陪父亲下楼散步。

他的腰还不能长时间站立，我们就慢慢走，走几步歇一会儿。

清晨的县城很安静，只有早起的老人提着鸟笼在河边遛弯，早餐铺子刚生起火，蒸笼里冒出白色的热气，豆浆的香味飘得很远。

回来走到网吧门口时，张小军已经在里面了。

卷帘门半开着，能听见里面吸尘器的声音，还有他跑调的歌声。

“幺姨爹，浩彣。”张小军探出头，手里还拿着块抹布，“这么早？”

“来看看。”父亲说，语气有些复杂。

我们一起走进去。网吧刚刚打扫过，地面还湿着，反射着晨光，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

五十台电脑整齐排列，黑色的显示器像沉默的士兵，屏幕上映着窗外逐渐亮起的天空。

墙上的钟指向早上七点，这个时间还没客人，整个空间显得空旷而安静，只有服务器机箱发出低沉的嗡鸣。

父亲慢慢走着，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他伸手摸了摸电脑显示器，指尖在屏幕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又看了看墙上的规章制度牌，那是他亲手贴上去的；最后走到消防器材前，检查了灭火器的压力表。

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检阅自己的士兵，又像在与老友告别。

“小军，”他忽然开口，声音在空旷的网吧里回荡，“三号机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上次看它启动特别慢。”

“对，硬盘老了，我准备今天换。”张小军说。

“十七号机的键盘，‘w’键不太灵光，玩游戏的孩子们该抱怨了。”

“记下了，一会儿就修。”

父亲继续往前走，走到网吧最里面的角落。

那里靠窗，早晨的阳光正好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出一块明亮的方格，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像微观的星河。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阳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在光里显得柔和了许多。

“这儿光线好，可以从这里打通上面的铺面。”父亲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铺子里要是放几张小桌子，几把椅子，弄成看书的地方……不错。孩子们上网累了，可以在这儿看看书，歇歇眼睛。”

我和张小军对视一眼。

“爸，”我轻声问，“您昨晚想好了？”

父亲转过身，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镀了一层金边。他看着我，又看看这个他经营了一年多的地方，眼神里有挣扎，有不舍，但最终，有一种决断破土而出。

“不盘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改。”

就这么简单两个字，但我能听出里面的分量——那是一个男人与时间和解的决定，是一个父亲重新找到位置的宣言。

“好。”我说，“那咱们就改。”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三个人泡在网吧里，调位置、量尺寸、画草图、做预算。

空气中弥漫着卷尺拉伸的咔哒声、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还有三个男人时而激烈时而沉思的讨论声。

父亲拿出他开车多年养成的细致劲，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他趴在旧课桌上，用我中学时用的三角板在图纸上比划：

“网吧区没有大的改动，楼梯就建在这里；一楼书吧区和简餐吧分开，用玻璃隔断——要那种磨砂玻璃，下半截不透明，上半截透明。既通透又隔音，还能保护隐私。”

“书吧的书架不能太高，最多一米八，不然孩子们拿书不方便。灯光要用暖白光，不能太刺眼，也不能太暗，伤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