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0日，美东时间凌晨四点（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这间由负一楼改建的交易室灯光惨白，六块显示屏在寂静中散发着低沉的嗡鸣。

左边三块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实时走势、期权报价、持仓盈亏。

右边三块是好听音乐网的后台数据流、网吧系统装机量统计、《Genesis》专辑预售的实时数字。

我已经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十六小时。

桌上排着八个空咖啡杯，第九杯刚续满。

右手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咖啡因摄入过量引发的神经性震颤。

但大脑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血液流过太阳穴的声音。

屏幕中央，纳斯达克指数在5090点附近徘徊。

我们的期权持仓浮亏：3,012,000美元。

保证金比例：剩余3.8%。

“小田总。”高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粥，“喝点热的。胃会受不了。”

我没接，眼睛盯着那条微微上扬的曲线：“离强制平仓线还有多少空间？”

“如果指数涨到5150点，我们就爆仓。”高军的声音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弦，“现在5110，还差四十点。”

四十点。四千个基点。

对此刻狂热的纳斯达克来说，可能只需要一根十五分钟的阳线。

我知道历史会在今天写下那个数字——5132.52。

盘中最高点。距离我们的爆仓线5150，只差不到十八点。

十八点。一千八百美元。

一次轻微的市场情绪波动。

“赵律师半小时前又发了邮件，”高军把粥放在我手边，“附件是提前拟好的《强制平仓确认书》。他说如果浮亏超过三百万，合作银行有权不经我们同意直接操作。”

“现在多少？”

“301.2万。差一点。”

我看向屏幕。指数跳了一下：5115.37。

“如果现在平仓，”高军压低声音，“我们能保住一百五十万本金。至少……公司不会死。”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两个多月，从浮亏一百万到三百万，团队里每个人都在崩溃边缘。

赵振偷偷咨询过破产清算流程，王工甚至开始给核心技术人员发“留任奖金”——怕他们被对手挖走。

“再等一天。”我说。

“等什么？”高军的语气里终于透出压抑不住的焦躁，“等指数冲上5150，把我们彻底碾碎？”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在喉咙里，却不能说出口。

美东时间上午九点三十分（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钟声隔着太平洋，通过专线传到这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指数在5105点开盘，略微低开，随即被买盘迅速拉起。

5110。

5118。

5123。

屏幕上的K线像一把斜指向上的刀。

高军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我听见他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的细微声响。

5127。

电话响了。

是赵振，声音急促：“田总，银行风控部刚来电询问。他们说如果盘中浮亏触及300万，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可能……可能不等收盘就启动强平。”

“现在浮亏多少？”

“301.5万。警报线上了。”

5130。

六点的距离。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