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落在县城的街道上，给冰冷的水泥地镀上了一层虚假的暖意。

崔珍珠背着那个褪色的蓝布包，像个游魂似的在街上游荡，脚步越来越沉，棉鞋里的雪水早已冻成冰，每走一步，脚趾都像被针扎一样疼。

她已经在街头晃了大半天，从西关街走到东关街，又从东关街绕回中心路，沿途的店铺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下几家亮着灯的小饭馆，飘出饭菜的香味，勾得她肚子咕咕叫。她摸了摸怀里的钱，只剩下靳老汉给的几十块和卖猪剩下的几百块，攥在手里，像攥着救命的稻草，不敢轻易花掉。

路过一家卖馒头的小店，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摆在门口的竹筐里，老板正收拾着摊位，准备关门。珍珠停下脚步，咽了咽口水，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敢上前 —— 一个馒头要五毛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支撑她多久，只能忍着饥饿，继续往前走。

天色越来越暗，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偶尔有汽车驶过，车灯照得她睁不开眼，她只能下意识地往路边躲，像只受惊的小动物。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只能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走到一条偏僻的小巷口时，她看到一个挂着 “诚信旅馆” 招牌的小店，门口的灯泡用红布包着，发出微弱的光。招牌上写着 “单间 20 元 \/ 天，通铺 10 元 \/ 天”，这是她一路走来，看到的最便宜的旅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 天太冷了，她需要一个地方歇脚，哪怕只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

旅馆的大堂很小，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桌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一些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烟味。一个穿着花棉袄、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正坐在桌后嗑瓜子，看到珍珠进来，抬起头，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住店？”

“嗯。” 珍珠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最便宜的通铺多少钱？”

“通铺 10 块钱一天，在二楼，跟另外两个人一起住。” 老板娘吐掉嘴里的瓜子皮，指了指楼梯口，“先付钱，再给你钥匙。”

珍珠从怀里掏出 10 块钱，递给老板娘。老板娘接过钱，数了数，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扔给她：“二楼最里面那间，自己上去吧，晚上别吵着别人。”

珍珠拿起钥匙，顺着狭窄的楼梯往上走。楼梯的扶手布满了灰尘，每走一步，楼梯板都发出 “咯吱咯吱” 的响声，像是随时会塌掉。二楼的走廊很暗，只有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点光，她摸索着找到最里面的房间，推开门，一股浓重的汗味和脚臭味扑面而来。

房间里摆着三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只有一张下铺躺着一个中年男人，正打着呼噜；另一张床上堆着一些破旧的行李，应该是另一个住客的。珍珠找了个靠墙角的上铺，放下蓝布包，小心翼翼地爬上去，蜷缩在角落。床板很硬，铺着的薄褥子也散发着霉味，可她却觉得无比踏实 —— 至少，她有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不用再在街头受冻了。

接下来的几天，珍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揣着仅有的钱，在县城里四处找工作。她去过大排档，问要不要洗碗工，老板看她穿着破旧，摇了摇头说 “人满了”；她去过高档一点的服装店，想应聘店员，店员上下打量她一番，说 “我们这里要年轻漂亮的”；她甚至去了工地，问要不要小工，工头看她是个女人，又瘦又弱，直接摆摆手让她走。

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失望，珍珠的心里越来越绝望。

她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每天只敢买两个馒头，分早晚两顿吃，渴了就喝路边水龙头的凉水。住了四天，她已经花了 40 块钱的住宿费，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第五天早上，珍珠揣着几个馒头，刚走出旅馆，就碰到了老板娘。老板娘看她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忍不住问：“你这几天天天出去，是在找工作？”

珍珠点了点头，低下头，声音有些不好意思：“嗯，可一直没找到。”

老板娘叹了口气，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说：“看你这样子，也是个老实人。我这里倒是有个路子，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