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8日，香港，清晨六点。

我在酒店房间醒来，没有立刻起身。窗外的天空是黎明时分特有的蓝灰色，维港海面平静如镜，倒映着对岸尚未熄灭的零星灯火。

今天是我十五岁生日。

前世的十五岁生日在做什么？记忆模糊了，大概是普通的周六——睡懒觉，起来吃母亲煮的长寿面，下午和同学去县城新开的电脑房，晚上一家人简单吃饭。蛋糕大概没有，礼物最多是一双新球鞋。

而这一世，我在香港文华东方的套房醒来，上午要去香港中文大学听艺术讲座，下午要和明报出版社敲定《明朝那些事儿》繁体版的合同细节，晚上还要见从新加坡来的艺术品藏家。

手机震动，母亲发来短信：“幺儿，生日快乐。今天记得吃面，哪怕在外面，也找碗面吃。”

简短的文字让我眼眶微热。我回复：“知道了妈，晚上找面吃。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然后是姐姐田雪雪：“弟，十五岁啦！‘成人礼’快乐！等我高考完去北京找你玩！”

我笑了笑，回“好”。

陈健添、高军、李宗盛、杨峻荣……陆续有生日祝福发来。在这个移动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这些短信需要一条条手动输入，每一条都显得格外珍贵。

七点整，高军准时敲响房门。他手里拿着行程安排，还有一个小巧纸盒。

“小田总，生日快乐。”他把纸盒递给我，“一点小心意。”

我拆开，里面是一头金牛，底座上刻着：“生日快乐，牛气冲天”。

“高总，之前不是送了钢笔吗？这也太贵重了。”

“钢笔是大家一起送的，这是我个人的心意。比起你昨天豪掷的三百万，这不值一提。”高军认真地说。

上午九点，香港中文大学，沙田校区

依山而建的校园在晨光中显得宁静而富有学术气息。红砖建筑与绿树相映，学生们抱着书本匆匆走过，广播里传来轻柔古典音乐。

讲座在康本国际学术园的阶梯教室举行。能容纳两百人的教室已坐了八成满，听众大多是艺术系学生和老师，也有一些社会人士。

“今天的主讲人是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皮埃尔·杜邦。”高军低声介绍资料，“他专攻跨文化美学研究，这次来香港是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

九点半，讲座准时开始。

杜邦教授六十多岁，银发一丝不苟，穿深蓝色西装，开口是带着浓重法语口音的英语。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审美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审美还有边界吗？”

他身后投影幕布上出现两幅画作。左边是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右边是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这两幅画，诞生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历史时期、技术条件和哲学背景。”杜邦教授缓缓踱步，“但它们都被认为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为什么？是什么让它们超越了各自的具体语境，获得了普遍性的审美价值？”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教授的声音和偶尔的翻笔记声。

“我研究东西方艺术三十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切换幻灯片，这次是中国书法局部和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画作的对比，“在表面的形式差异之下，存在着深层的共通结构——比如节奏，比如张力，比如留白与充盈的平衡。”

他放大王羲之《兰亭序》局部：“看这些线条的流动，像不像音乐的旋律？有起承转合，有轻重缓急，有高潮有低谷。”

然后又放巴赫赋格曲乐谱：“而音乐的乐谱，如果抽象地看，不也是一种线条的艺术吗？时间维度的线条。”

我的思绪被这番话牵引着。脑海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开始自动浮现——《稻香》里如稻田波浪般的旋律线条，《蓝莲花》里空灵悠远的音程跳跃，《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里铿锵有力的节奏推进……

杜邦教授继续深入：“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审美对话，不是寻找表面的相似，而是发现深层的共鸣。当中国书法家谈论‘气韵生动’时，和西方音乐家谈论‘音乐的灵魂’时，他们指向的是同一种东西——那种超越形式、直击心灵的力量。”

他顿了顿，看向台下听众：“但这种力量，需要观者具备相应的感知能力。这就是审美的门槛。看懂楷书容易，看懂行书需要一些积累，看懂狂草……可能需要和创作者处于同样的心灵状态。”

教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所以教授的意思是，有些艺术就是注定小众的？”一个学生举手提问。

“不，我不这么认为。”杜邦教授微笑，“我的意思是，审美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就像学习一门语言，一开始你只能听懂简单的对话，但随着学习深入，你能欣赏诗歌的韵律，理解小说的深意，体会戏剧的张力。艺术欣赏也是如此——它是一个不断拓展感知边界的过程。”

讲座在十一点半结束。学生们围上去提问，我和高军从侧门离开。

走在校园林荫道上，五月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

“小田总，刚才的讲座，你有什么感想？”

我沉默片刻，缓缓说：“我在想杜邦教授说的‘审美门槛’。做流行音乐，门槛最低，最容易获得广泛共鸣——就像楷书，法度清晰，好坏易判。做摇滚、做民谣，门槛高一些，需要听众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情感共鸣——就像行书，开始有个性化的表达。而做实验音乐、先锋艺术，门槛最高，可能需要听众和创作者有相近的思维频率——就像狂草，心象奔涌，非知音不能解。”

高军若有所思：“所以我们在做的，其实是在不同门槛之间搭桥？让听流行音乐的人，也能慢慢欣赏更有深度的作品？”

“不止。”我停下脚步，看向路边一株正在开花的紫荆树，“我们做的内容本身，也在寻找那个平衡点。《明朝那些事儿》写的是严肃历史，但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周杰伦的音乐很前卫，但旋律依然动听；王斐的风格很小众，但情感非常真挚……我们始终在‘法度’与‘心象’之间寻找平衡——既要让人走进来，又要带人看到更远的风景。”

远处传来钟楼报时声，悠扬沉静。

“下午和明报的合同，重点谈繁体版的改编原则。”我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简体版转成繁体，也不能完全按香港读者的口味重写。要在保持原着精髓的基础上，做适当的本地化调整。这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审美对话。”

中午，学校餐厅

香港中文大学的食堂很有特色，中西餐点都有。我们点了烧味饭和港式奶茶。周围都是年轻学生，谈论着考试、社团活动、刚看的电影，充满校园特有的活力。

“小田总，”高军突然问，“十五岁生日，在这样的奔波中度过，会觉得遗憾吗？”

我笑了：“比起虚度时光，我觉得今天更有意义。至少，我在学习，在思考，在做一些可能影响很多人的事。”

下午两点，中环，明报出版社会议室

长达三小时的合同谈判。林行止亲自坐镇，双方法律顾问逐条推敲条款。从版权归属到分成比例，从出版计划到宣传策略，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斟酌。

谈判间隙，林行止私下对我说：“田小朋友，十五岁生日快乐。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背四书五经，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外国人谈版权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