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最后一个月，是在一种极度割裂的氛围中度过的。

京城街头巷尾开始零星出现迎接新年的装饰，但那份喜庆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寒霜所压制，难以真正渗透进人们的心底。

金融风暴的寒意如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持续南下，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

然而，于我而言，这个岁末却是在多方位的压力与挑战中，奋力破冰、初见成效的关键时期。

家庭危机的应对，成了我当下的首要任务。

母亲那个带着哭腔的电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头。

父亲是个老实人，面对这种来自“上面”的行政压力和竞争对手的算计，他除了焦虑和愤怒，几乎束手无策。

我不能让父母独自承受这份压力。

陈健添先生那边很快有了回音。

他通过层层关系，联系到了四川省交通系统的一位处级干部。

对方在电话里语气客气，但透着公事公办的谨慎，表示“情况了解了一下，确实是在规范线路运营，只要手续补齐，符合新规，问题应该不大”，但同时也暗示“流程需要时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罚款”。

与此同时，聂震宁副总编辑那边的反馈则更具建设性。

他的那位学生在省政府办公厅，了解到的情况更为深入。

这并非针对我父亲个人的打压，而是全省范围内对早期不规范承包线路的一次集中清理整顿。

聂老的学生委婉地表示：“政策执行层面，有时难免存在弹性。如果能找到关键环节的人沟通一下，表明积极配合整改的态度，或许能加快进程，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两条信息汇总，情况清晰了许多。

这不是无法化解的死局，而是一场需要运用规则和人情世故去周旋的博弈。

我立刻给家里回了电话，将了解到的情况和分析告诉了父亲。

“爸，您别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成熟可靠，“这事关键是态度和速度。您明天就去找相关部门，主动提交所有现有材料，表明我们绝对配合整改，愿意按照规定补办一切手续，接受合理处罚。态度一定要好，但也要把咱们的困难说一说，比如车辆贷款、一家老小的生计。”

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片刻，然后重重地“嗯”了一声：“浩彣，爸知道了，就按你说的办。”我能听出他语气里多了一丝主心骨。

随后，我请陈健添帮忙，以他的名义，向那位处级干部递了个话，并准备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恰到好处的“土特产”（两条中华烟和两瓶五粮液），由父亲在“汇报工作”时“顺便”带去，表达“恳请领导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酌情加快办理”的请求。我知道这游走在灰色边缘，但在那个年代的基层，这往往是打通关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请聂老的学生，在合适的场合，以非正式的方式，向具体经办人员“提及”一下，这条线路的经营者家庭情况特殊，孩子（指我）在京发展不易，希望能给予一定的关照。

这并非要以势压人，而是释放一种善意和信号，避免被刻意刁难。

这几步棋落下，我能做的便是等待。

这种等待是煎熬的，它让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个人成就与家庭安稳之间那根无形的纽带，也让我意识到，构建一个能够抵御风险的系统，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聚光灯下的成功。

就在我焦灼于家事的同时，“星海文化”在高军的操盘下，正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在寒冬里点燃着星星之火。

“星海·冬日暖阳”系列主题活动，在“橡树酒馆”那个温暖而拥挤的空间里，如期拉开了帷幕。

首场活动融合了王斐的空灵演唱、一位新锐诗人的作品朗读以及一部独立纪录片的放映。

出乎意料的是，活动当晚，酒馆里人头攒动，暖气混合着咖啡香和人们呼出的白气，营造出一种与室外严寒截然不同的、充满生机的小气候。

高军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现场忙前忙后，额头上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不仅协调演出，还亲自向到场者介绍“星海”的理念，收集反馈。

当王斐演唱时，台下安静得出奇，她那治愈系的嗓音仿佛具有抚平焦虑的魔力。

活动结束后，许多观众迟迟不愿离去，三三两两地交流着，购买着王斐的限量Ep和活动现场的简易文创周边（印有“星海”Logo和活动主题的明信片、帆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