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倒数第二周，北京突然倒春寒。昨天还穿着单衣的人们，今天又翻出了薄毛衣。天空阴沉沉的，像是憋着一场雨，空气里有种湿冷的味道，钻进骨头缝里。

我坐在“星海”三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铅灰色的天。桌上摊开着几份报表，还有厚厚一摞信件——有读者的来信，祝贺《明朝》完结；有媒体采访的邀约，想约发布会后的专访；但更多的是“共荣音乐”那边传来的各种文件、市场数据、合作方意见。

最上面的，是王斐《流光絮语》正式发行版专辑的市场报告。

这张专辑，制作周期长达八个月。从去年夏天开始录音，到今年三月才正式发行。制作人是请的台湾一位擅长氛围音乐的老师，编曲精细到每一个音色，混音是在日本做的。专辑封面是她站在晨雾中的侧影，朦胧而诗意；专辑介绍里写：“献给所有在都市喧嚣中寻找内心宁静的人。”

市场反应……很分裂。

专业乐评人给了极高的评价。

《音乐周刊》用了整整两版，标题是《独立音乐的清流：王斐与她的诗意世界》。文章写道：“在王斐的音乐里，你能听到城市的呼吸，听到现代人的孤独与自省。她的声音像一汪清泉，在嘈杂的流行乐坛中，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宁静。《流光絮语》不是一张追求即刻快感的专辑，它需要你静下心来，反复聆听，每一次都能发现新的细节和感动。”

《唱片评鉴》的主编亲自撰写长文，称赞这张专辑“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王斐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极具文学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这张专辑可能不会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爆款，但它会在真正懂音乐的人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但销量呢？

首周八千张。

这个数字放在独立音乐圈不算差，甚至可以说不错。很多独立音乐人的专辑，首周能卖一两千张就算成功了。但考虑到我们对王斐的投入——四十八万的制作成本，这还不算前期的企划、宣传、物料……

高军昨天来汇报时，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虑，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报表上的数字：

“小田总，王斐这张专辑的成本是四十八万。按照现在的销售趋势，要收回成本至少需要半年。这还不算后续的宣传投入——我们计划中的校园巡演、电台专访、杂志专题……每一样都要钱。”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而且，‘共荣音乐’合作方那边传来的意见……不太乐观。”

我翻开另一份文件，是“原点音乐”周生发来的传真。措辞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田总，王斐的音乐很有格调，在文艺青年圈子里口碑很好。但‘共荣’现在刚起步，需要的是能快速打开市场、建立品牌知名度的作品。王斐这种……太安静了，传播速度慢，受众面窄。”

“我们的市场调查显示，现在港台和内地的年轻人，更喜欢节奏感强、旋律上口、容易跟唱的歌。你看britney为什么能火？因为她的歌简单、直接、有记忆点，听一遍就能哼出来。王斐的歌需要听三遍以上才能进入状态，这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很吃亏。”

传真后面附了一份数据对比：

王斐《流光絮语》首周销量：8000张

台湾民谣组合“野火”新Ep《街角的吉他声》首周销量：张（台湾地区）

制作成本：王斐专辑48万，“野火”Ep15万。

周生最后写道：“‘共荣’的资源有限。我的建议是，暂时减少对王斐的投入，把资源倾斜给‘野火’。等‘野火’站稳了，有了稳定的现金流，再回头支持王斐也不迟。商业上，这更稳妥。”

我没说话，把传真放在一边。

更棘手的是何西。

我翻开何西专辑《黄土》的报告。这份报告更薄，数据更刺眼。

从97年底的初遇，我便决定签下他。他背着破吉他，在酒吧唱着自己的歌，声音粗粝，歌词直白得像刀子，刺向一切虚伪。我被那种真实打动——那种属于年轻人的迷茫、愤怒、对世界的质疑，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最好的制作团队，最宽松的创作环境，林浩陪着他在西安录音，一待就是两个月。98年完成后期混音，我在台北给杨峻荣听的完整版本，杨总当时沉默了很久，说：“这孩子的音乐……很真。但市场可能接受不了。”

后来因为“星海”业务的重心调整，因为跨两岸三地的合作框架搭建，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上个月，何西的首张专辑，《黄土》，才蹒跚面世。

制作成本不高，二十万。但耗费的时间精力，却很多。

宣传很克制，主要在一些独立音乐论坛和大学校园里推广，没有上主流媒体。我们想先在小圈子里建立口碑，再慢慢扩散。

反响……比王斐更惨。

专业乐评几乎一边倒地批评。《音乐周刊》的乐评人写道：“这是一场自我陶醉的失败实验。创作者显然还没学会如何与听众沟通，沉溺于个人情绪的宣泄，旋律支离破碎，歌词晦涩难懂。独立音乐不等于粗制滥造，更不等于拒绝沟通。”

《音乐天堂》杂志说得更直接：“《黄土》试图用噪音和呓语来表现‘真实’，但结果只是制造了一堆难以忍受的声响。如果这就是中国摇滚的未来，那真是令人绝望。”

销量？首周一千二百张。而且大部分是他朋友、同学、以及一些出于同情支持的乐迷买的。真实的市场反应，可能连这个数字都没有。

昨天，何西来找我。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头发有点乱，眼睛里有血丝，像是好几天没睡好。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挫败后的疲惫：

“田总，”他说，“我想……我可能不适合做音乐。”

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杯子，双手捧着，指尖微微发抖。

“专辑我听了。”我说，在他对面坐下，“听了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