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猛地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期待，像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点火星。

“技术上有些问题，”我实事求是，“结构稍许松散，有些段落可以更紧凑。歌词太晦涩，意象堆叠太多，普通听众很难进入。”

那点火星迅速暗淡下去。

“但里面有种东西，是真的。”我继续说，看着他眼睛，“那种愤怒是真的，那种困惑是真的，那种想冲破什么又不知道往哪冲的劲儿……是真的。我能在你的音乐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何西，而不是一个包装好的艺人。”

他沉默了很久，低头看着杯子里氤氲的热气。热气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但没人听。”他终于说，声音干涩，“那些乐评……他们说我是噪音，是呓语。朋友说听不懂，同学说太吵了……田总，我做音乐，不是想自娱自乐。我想说话，想有人听。但现在……好像只有我自己在听。”

这个问题，我也在问自己。

下午，“共荣音乐”负责宣发的陈小姐专门从香港飞过来，开了一个小会。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微妙。高军、我、陈小姐，还有“共荣”代表李宗盛、杨峻荣的市场总监孙先生——孙先生没来，派了个助理。

陈小姐三十出头，姓陈名薇，做事干练，说话直接，典型的香港职场女性。她把两份数据报告放在桌上，推了推无框眼镜：

“王斐专辑，制作成本48万，目前回收12万，按当前销售曲线预估，需要7-8个月回本。何西专辑，制作成本20万，目前回收2万，按照当前趋势，回本无望。”

她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田总，高总，我不是否定王斐和何西的艺术价值。但‘共荣音乐’不是一家公司，不是艺术基金会，是联合了多家资源的平台。我们要对股东负责，要对签约的其他艺人负责，也要对整个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她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一行字：资源优化配置。

“如果一直把钱和资源投在没有明确回报的项目上，整个平台都会垮掉。其他艺人会怎么想？‘野火’组合的首张Ep，成本只有15万，首周在台湾就卖了一万五千张，现在还在持续销售。他们的音乐同样有品质，但更贴近市场。”

她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些，但立场没变：“我的建议是：暂停王斐第二张专辑的筹备，将预算转给‘野火’组合的全国巡演。至于何西……”

她看了一眼何西的报告：“可以考虑解约，或者转为非独家合作，公司不再承担制作费用，只提供发行渠道，分成比例调整。这样既能止损，也能给何西更多自由，他可以去寻找更适合他的合作方。”

高军看向我。

陈薇也看向我。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窗外的天色更暗了，像是要下雨。

我翻看着那些数据报告，那些冰冷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眼。48万，8000张；20万，1200张。商业的逻辑清晰而残酷：投入产出比。

但音乐仅仅是生意吗？

艺术的价值只能用销量衡量吗？

那些深夜的创作，那些录音棚里的反复打磨，那些想要表达的冲动和痛苦……这些，数字能衡量吗？

“艺术需要时间成长。”我最后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陈薇摇头，动作干脆：“田总，我理解你的想法。真的，我大学也学艺术，我知道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但现实是，‘共荣音乐’要活下去，要发展，就不能只靠情怀。我们要面对市场，面对投资人，面对残酷的竞争。”

她身体前倾，语气诚恳：“王斐的音乐很好，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更多人接受。何西……他的音乐可能永远都只是小众。市场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就是叫好不叫座。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尊重，但不能把整个平台的未来押在上面。”

她说得对。从商业逻辑上，完全正确。资源应该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给我一周时间。”我说，合上报告。

“什么？”陈薇没明白。

“一周时间，让我想想。”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阴沉的天，“王斐和何西的问题，我会给出解决方案。既不让平台承担过大风险，也不简单放弃他们。”

陈薇看着我，眼神复杂。她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一周。但田总，请理解，‘共荣’不是我们一家说了算，香港和台湾那边也在看着。如果迟迟没有改善，压力会很大。”

“我明白。”

散会后，我没给李老师、杨总打电话，也没回办公室。

而是下楼，去了一个地方。

红星生产社。

自从“星海”独立运营后，我过来的次数很少。但每次来，都有种回家的感觉——那种混杂着烟味、汗味、乐器声和自由讨论气息的味道，像某种精神上的故乡。

陈健添在办公室里，看到我，有些意外：“浩彣？怎么来了？脸色不太好。”

我们在那张熟悉的旧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已经磨得发亮，坐下去会陷进去一点。陈健添给我倒了杯茶，是上好的龙井，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像活着的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