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盛夏，如同一锅逐渐煮沸的水，京城的气温节节攀升，蝉鸣声嘶力竭，仿佛要将积蓄了一年的生命力在短短数月内尽情释放。

于我而言，这个夏天同样是耕耘与等待的季节。

生日的短暂休整与战略复盘之后，我重新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像一位耐心的农夫，在“星海”这片新开垦的田地里，精心播种，细心浇灌，静待秋收。

“星海文化”的执照静静地躺在招待所抽屉里，像一颗已然埋入土壤的种子，暂时无需过多关注，但其存在本身，却为我后续的许多行动提供了无形的底气和合法性依据。

我的重心，暂时回归到内容创作与核心人脉的巩固上，这是“星海”未来能够扬帆远航的根本动力。

在红星生产社，高校原创音乐大赛的筹备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海报贴满了京城各大高校的布告栏，报名信件和demo小样如同雪片般飞来。

陈健添先生忙得脚不沾地，既要协调媒体宣传，又要组织初选评审。

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具体事务，但作为提议者和红星的重要创作力量，自然被赋予了“艺术顾问”的角色。

我花了几个下午，泡在红星那间堆满参赛作品的房间里，戴着耳机，一份份地聆听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充满青春躁动与真诚梦想的声音。

大部分作品还显稚嫩，模仿痕迹较重，但偶尔也能听到几首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或是旋律独特，或是歌词犀利，或是演唱充满感染力。

我会将这些“潜力股”特别标注出来，附上简短的评语和建议，交给陈健添参考。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为红星选拔新人，更是对我自身音乐审美和市场判断力的一次锤炼。

我需要在海量的、未经打磨的原始素材中，快速甄别出那些可能经过雕琢后能绽放光彩的“原石”。

脑中的“AI外挂”此时更像一个庞大的风格数据库，能帮助我迅速将听到的作品与未来成功的音乐类型进行比对分析，但最终的判断，仍需结合这个时代的具体语境和我个人的艺术直觉。

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听小样，郑钧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拿起我桌上标注着“重点关注”的几份资料翻了翻。

“嘿，耗子，眼光可以啊！”他拿起其中一份，是一个来自西安的、名叫“王斐”的女生的作品，风格空灵，嗓音极具辨识度，“这姑娘的嗓子，是块料子，就是这曲子写得……太飘了，不接地气。”

我点点头：“钧哥说得对，声音条件很好，创作上还需要打磨。不过这种特质，如果找到合适的制作人，说不定能闯出一条新路。”

郑钧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有点意思。回头我跟老陈说说，这姑娘可以重点接触一下。”

这种与成熟音乐人的交流，让我对人才的评判维度更加丰富立体。

大赛，不仅是一个挖掘新人的平台，也成了我融入行业、建立专业话语权的契机。

与此同时，我与高军的接触也进入了更实质性的阶段。

在陈健添的撮合下，我们又进行了两次深入的面谈。

一次是在什刹海边的茶楼，一次是在“星海”那间尚未正式启用的办公室里（依旧借用红星的地方）。

高军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来了一份详尽的、针对“星海文化”初期发展的商业计划书草案，涵盖了市场分析、竞争对手研究、短期业务规划、财务预测以及组织架构建议。

“浩彣，”高军已经习惯直接叫我的名字，语气严肃，“我仔细研究了你的资源和构想。‘星海’的优势在于你个人的品牌和创作能力，以及初期与红星的紧密绑定。但劣势也很明显：缺乏独立的运营体系、品牌认知度为零、资金规模有限。”

他指着计划书上的Swot分析图，条分缕析：“我的建议是，初期采取‘轻资产、强运营’的模式。核心聚焦两点：第一，精细化运营你个人的音乐和文学版权，开拓除传统版税外的授权收入，比如商业广告、影视剧插曲，甚至可以考虑为你个人的作品发行限量版黑胶或精装书籍，提升品牌溢价。第二，依托红星的高校大赛和现有渠道，以较低成本签约、孵化2-3个最具潜力的新人，进行个性化定制和推广，打造‘星海系’艺人的初步概念。”

他的思路清晰务实，与我的设想不谋而合，甚至在某些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全。

比如，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小型的“版权信息库”，用于追踪和管理授权情况；还建议与京城的几家Live house建立合作关系，为新人提供演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