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薪酬和激励，”高军合上计划书，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我希望我的收入能与公司的业绩紧密挂钩。我可以接受一个低于市场水平的底薪，但要求较高的业绩分红比例，以及公司未来增资时，有权以优惠价格认购一定比例的股权。”

这是一个有野心也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才提出的条件。我欣赏他的直接和魄力。

经过与张律师的沟通，以及和陈健添的商议，我们最终拟定了一份为期三年的cEo聘用合同，基本满足了高军的要求，同时也设置了明确的业绩考核目标。

合同的签署，定在了七月初。

另一方面，与赵振律师的沟通也愈发顺畅。他对我提出的“构建数字音乐版权预判模型”的想法表现出极大兴趣，虽然觉得目前实施起来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都不成熟，但他已经开始着手研究相关的国际法律案例和协议框架，为“星海”未来的数字化转型做着前瞻性的法律储备。

我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在完成手头几个项目后，能作为外部高级法律顾问，为“星海”提供支持，赵振欣然应允。

在文学领域，《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的创作进入了关键阶段。

这一册主要讲述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和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情节跌宕，人物命运起伏巨大。

聂震宁副总编辑看完初稿后，特意把我叫到出版社，感叹道：“浩彣，这一册写得……格外有力量。尤其是于谦力挽狂澜那段，字里行间有种沉郁顿挫的悲壮感，读来令人动容。”

我知道，这种变化，或许也源于我自己经历的沉淀。

外公的离去，创业的艰难，都让我对历史中那些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有了更深的共鸣。

我将这份共鸣，悄然注入了笔下的文字之中。

七月的第一个周一，在红星生产社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签约仪式。

我、父亲田盛忠（作为星海法人）、陈健添、高军、张律师到场。

在高军正式在cEo聘用合同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我心中一块重要的石头落了地。

这意味着，“星海文化”终于不再是纸上蓝图，它有了第一位掌舵的职业经理人。

“高总，欢迎加入星海。”我向他伸出手。

“田总，希望不会让你失望。”高军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眼神中充满了挑战与期待。

他称呼我为“田总”，这是一种基于契约的正式认可。

签约仪式后，高军立刻进入了状态，与陈健添商讨借用红星办公位和行政支持的具体事宜，并开始着手组建一个小而精的初始团队（一名行政助理，一名版权专员）。

雷厉风行的作风，让我对“星海”的初期运作多了几分信心。

盛夏的夜晚，依旧闷热。我坐在招待所的书桌前，窗户大开，偶尔有微弱的穿堂风掠过。

桌上摊开着《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的修改稿，旁边放着高军提交的详细业务规划。

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窗外。

京城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暗红色，看不到几颗星星。

但我知道，在我亲手绘制的蓝图上，一颗名为“星海”的新星，已经点燃了引擎，正待积聚足够的能量，准备在未来的某一天，破开这尘世的迷雾，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盛夏是耕耘的季节，汗水浸透土地。

而我，在喧嚣的蝉鸣与城市的霓虹中，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与专注，默默积蓄着力量，耐心等待着那一阵能将“星海”推向更广阔天地的——时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