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制作、艺人培养、渠道建设，每一处都需要钱。
而且，我心里有数：北京楼价真正起飞，要等到2001年申奥成功之后。
我顿了顿，加上了一句结语：“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夯实事业基础。家里人的幸福，在于他们是否有充实的人生，而不是住在我买的大房子里面。”
这番话说完，书房里又安静下来。
陈健添默默地给我续上茶，新泡的茶汤在杯中打着旋。
他看了我很久，目光复杂——有欣赏，有感慨，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
“浩彣，你爸妈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有福气。”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思考问题的成熟和周到，很多大人都比不上。懂得为家里人想得这么长远，这么体贴，很难得。”
“陈叔过奖了。”我谦逊地摇摇头，“我只是觉得，无论做音乐，还是做人，最重要的是尊重规律，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陈健添重复着这四个字，苦笑了一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做我们这行的，整天跟才华横溢但也个性鲜明的人打交道，平衡艺术和商业，平衡个人和集体……有时候，自己都忘了最初是为了什么。”
他望向窗外。书房的窗户对着四合院的天井，夜色中，一株石榴树的轮廓依稀可见。五月中旬，石榴花该开了，只是黑暗中看不见那抹鲜红。
“我最早做音乐，只是因为喜欢。”陈健添忽然说起往事，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那时候在香港，组乐队，跑场子，吃不上饭也要买唱片。后来做经纪人，做制作人，是想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到。再后来，公司做大了，要考虑营收，要考虑竞争，要考虑这考虑那……有时候半夜醒来，会问自己：这还是我当初想做的事吗？”
我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听。这是一个在行业里沉浮了近二十年的前辈，在世纪之交的夜晚，袒露的片刻真实。
“你刚才说的平台化，我其实想过。”他转过头，看着我，“不是具体方案，是那种感觉——公司不该是个笼子，该是个花园。我们提供土壤、阳光、水分，让每棵植物按照自己的样子生长。有的开大花，有的长高树，有的默默散发香气……这样的花园，才是活的。”
这个比喻很美，也很精准。
“可是，”他的语气又低沉下去，“花园需要园丁，需要打理，需要修剪。太自由了，会杂草丛生；管得太紧，又会失去生机。这个度，难把握。”
“所以才需要尝试，需要调整。”我说，“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不断接近合适的平衡。但方向应该是清晰的——让创造者更有尊严，让作品更有生命力，让整个生态更健康。”
陈健添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笑了：“跟你聊天，总是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保守了。但保守有保守的好处，激进有激进的风险。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既有保守的稳重，又有激进的勇气。”
他端起茶杯，向我举了举：“来，以茶代酒，敬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
我也举杯。两只茶杯轻轻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从音乐产业模式，聊到家庭伦理，聊到时代变迁，聊到香港和北京的不同气质，聊到华语音乐在国际上的可能性。
陈健添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他有丰富的经历，有深刻的洞察，也有愿意倾听的胸怀。
离开陈健添家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
北京初夏的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很清爽。胡同里很安静，大多数人家已经熄灯，只有零星几扇窗户还亮着。我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着，脚步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抬头看天，北京城的灯光把夜空染成暗红色，看不见星星。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在光污染无法抵达的高处，沉默地闪烁。
就像那些散落在时代各个角落的理想，就像那些尚未被听见的声音，就像音乐中那些留白的部分。
存在，等待被看见，被听见，被连接。
今晚的谈话，不仅可能为郑钧，也可能为红星生产社，甚至为陈健添本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而关于家庭的抉择，让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我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守护这些平凡而真实的温暖——父母的充实人生，音乐人的创作尊严，听众的情感共鸣。
这些才是根基。
回到住处，我没有立刻开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北京沉沉入睡，这座千年古城在寂静中积蓄力量，等待新一天的苏醒。而我也一样，在忙碌与思考的间隙，需要这样的沉淀时刻。
打开台灯，摊开笔记本，我写下：
“5月16日夜，于陈健添先生书房。茶香氤氲，雪茄缭绕，纵论音乐产业之变与不变。
平台化之构想，非为颠覆，乃为进化。传统模式如河流，有河道之规范；平台模式如海洋，有包容之广阔。二者非取代关系，乃时代演进之不同阶段。红星若欲长青，当有勇气先行试水。
家庭之抉择，实为价值之排序。父母非附属，乃独立生命。孝顺不在物理距离，而在精神尊重；不在物质给予，而在理解支持。京城米贵，居大不易，然比居所更重要的，是居者之心安。
陈叔坦言迷茫，实为真诚。行业深耕多年者，面对时代转折，必有困惑。此非弱点，乃反思之始。能与之前辈坦诚交流，我之幸也。
切记：产业变革如潮，需造船而非筑墙；家庭温情如根，需滋养而非移植。稳住根本，方能枝叶繁茂；心怀敬畏，方可大胆前行。”
写到这里，我停笔。
窗外的北京，夜色正浓。但我知道，黎明总会到来。
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既造能破浪的船，也守能扎根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