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和茶壶在电炉上轻微的沸腾声。

陈健添长久地沉默着，雪茄已经燃到一半，灰白的烟灰弯曲着，迟迟没有掉落。

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某张唱片封面上，那是beyond的《再见理想》，封面是四个年轻人背对镜头，走向远方的背影。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一手带出来的那些艺人，想那些共同奋斗的岁月，也想后来的一些分歧和分离。

音乐产业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既是艺术，也是生意；既有情怀，也有利益。

如何平衡，是永恒的难题。

过了好一会儿，陈健添终于动了。

他轻轻弹掉烟灰，那截烟灰无声地落入水晶烟灰缸。

“浩彣，你的想法……很大胆。”他缓缓说，每个字都像经过仔细权衡，“但这样的模式，需要很高的信任和很成熟的合约精神。而且，公司的角色会很不同，要懂得怎么样做‘服务’，而不是‘管理’。”

他抓住了关键。平台模式的核心，恰恰是服务思维和契约精神。这不是简单的制度变更，是整个公司文化和价值观的重塑。

“正因为信任难得，合约精神需要培养，才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公司去尝试和建立规则。”我的语气坚定起来，“陈叔，您对音乐的眼光和品味，在业内是公认的。这是红星最核心的资产，是钱买不来的。我们应该用这宝贵的资产去投资未来，去支持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和他们一起把蛋糕做大，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内部的管理博弈和利益拉扯上。”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相信，当郑钧、当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因为红星这个平台而获得更大的成功时，红星这个品牌的价值，才会真正无可替代。”

这番话似乎触动了陈健添。他久久没有说话，只是端起已经微凉的茶，一饮而尽。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那面唱片墙前，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封面。

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也有些沉重。

墙上那些面孔，那些名字，都是他职业生涯的刻度。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里，红星生产社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定义者之一。

但现在，世纪之交，一切都在变化。

cd销量开始下滑，盗版猖獗，新人难推，大牌难留……传统模式确实遇到了瓶颈。

“或许你说得对。”陈健添终于开口，声音有些低沉，但清晰，“时代不同了。以前我带beyond，带王菲，是一套方法。现在的小伙子，想法多，主意大，是要换种玩法了。你讲的平台化……值得想想。”

我看到他态度的松动，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不仅仅是关于郑钧一件事，更是可能改变红星生产社未来走向的关键一步。

前世记忆中，红星在2000年后逐渐淡出主流视野，陈健添也远走澳洲。

或许，这个“平台化”的构想，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轨迹。

但我也知道，想法落地需要时间，需要具体的方案，更需要决心。

“陈叔，如果您觉得可行，我们可以先拿郑钧做个试点。”我提出具体的路径，“设计一个过渡方案，比如三年的合作期，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置合理的退出机制。成功了，可以推广到其他成熟艺人；不成功，损失也有限。”

陈健添转过身，重新坐回沙发。

他的表情放松了一些，眼神里重新有了光：“你总是有具体的方案。也好，试点……风险可控。你让高军做个初步的方案给我看看。”

“好。”我点头，知道这件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这时，陈健添像是想起什么，换了个话题，语气也变得家常：“对了，浩彣，你现在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为什么不考虑把你爸爸妈妈姐姐都接来北京住？生活条件怎么都好过四川个小县城吧？”

这个问题很突然，但也很自然。作为长辈，关心晚辈的家庭生活，是人之常情。

我笑了笑，这个决定背后有很深的考虑，不是一时冲动。

“陈叔，多谢关心。但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呢？”他重新点燃一支雪茄，靠在沙发上，摆出倾听的姿态。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缓缓道来：“首先，我爸妈今年才四十出头，跟您同岁，正值壮年。妈妈是小学老师，教书育人是她的事业和寄托，刚刚从乡镇调到县城，不容易。爸爸打理着家里的客运线路，虽然辛苦，但是他自己的一片天地。姐姐也应该有自己的未来和选择。如果我因为自己赚到点钱，就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圈子，来北京陪我，等于打乱他们的人生节奏。我不能这么自私。”

这些话是我反复思考过的。前世见过太多人，事业稍有起色就急着把父母接到身边，以为这是孝顺，结果老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朋友，整天无所事事，反而加速了衰老。真正的孝顺，是尊重父母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选择。

陈健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眼神里多了赞许。

“其次，”我继续解释，“从现实角度想，北京的楼价虽然比老家贵好多，但远未到离谱的程度。但‘星海’刚刚买了办公小楼，资金要用在内容制作和艺人孵化上。买房置业，暂时不是最迫切的事。”

这是实话。1999年的北京房价，市区均价大约三四千一平米，一套一百平的房子三四十万。

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天文数字，但公司的流动资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