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在键盘上微微颤抖。不是冷，是某种更深的东西——一种承认可能失败的屈辱，一种把重担卸给别人的愧疚，一种明知结局却必须假装无知的疲惫。

但必须写下去。

因为如果我真的倒下了，公司不能倒。那些相信我的人——高军、赵振、王工、武汉那些网吧老板、好听音乐网上传作品的音乐人、甚至远在美国的布兰妮——他们需要一个交代。

重生的意义，不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是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

上午九点，公司大会议室。

长桌两侧坐了十五个人，包括各业务线负责人、法务财务骨干。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我凌晨起草的应急计划草案，但没有人翻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或者说，集中在我缠着厚围巾的脖子上。

我站起来，用气声开口，声音微弱，但通过麦克风放大，依然能听清：“各位，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如果我们失败了，该怎么办。”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高军坐在我对面，脸色铁青。赵振低头看着草案，眼镜片后的眼睛看不清情绪。王工咬着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我知道，这话不吉利。”我继续说，“但商业世界没有童话。纳斯达克可能继续涨，IFpI可能真起诉，我可能倒下。我们必须有预案。”

财务总监举手：“田总，如果期权爆仓，我们账上的现金只够维持三个月。这还不算IFpI可能的赔偿。”

“所以要有A轮融资。”我说，“高哥，你负责。目标1000万美元，释放10%股权。投资方名单我一会儿给你。”

高军点头，但眼神里有抗拒。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融资，估值肯定被打压，等于贱卖公司。

“网吧业务，”我转向王工，“如果武汉那边阻力太大，就先收缩。保住北京、上海、广州的示范店，其他城市可以暂缓。”

王工皱眉：“可是田总，我们刚和三十多家网吧签了联盟协议……”

“协议可以保留，但推广节奏放缓。”我打断他，“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基本盘。”

“那原创音乐人计划呢？”运营总监问，“已经签约的七个人，下个月要办线下音乐会，预算五十万……”

“照常进行。”我说得斩钉截铁，“音乐会是我们的品牌形象，不能停。但如果资金紧张，我的个人专辑预算可以砍掉一部分。”

“浩彣！”高军忍不住开口，“你的专辑是今年的重中之重！砍什么也不能砍这个！”

“如果我没嗓子唱了呢？”我看着他的眼睛。

会议室再次安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知道我在接受声带治疗，但没想到严重到这个地步。

“医生建议手术。”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术后禁声一个月，恢复期三个月。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手术，我的个人专辑、所有演出计划，全部要推迟到下半年。”

赵振抬起头：“田总，你的身体……”

“身体是小事。”我说，“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三个月不能发声，公司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阳光渐渐强烈起来，透过百叶窗在会议桌上切出一道道光影。尘埃在光线中飞舞，缓慢，安静，像这个房间里凝固的时间。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所以，今天这个会，不是讨论‘要不要失败’，而是讨论‘失败之后怎么办’。我要你们知道，就算我倒下了，星海文化也必须活下去。音乐平台要继续运营，网吧系统要继续迭代，芯片投资要继续推进。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

我看向每一个人：“高哥为公司放弃了家庭时间，赵哥为法律文件熬了无数个通宵，王工为技术难题差点晕倒在机房。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有家人，都有生活，但你们选择了这里，选择了相信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梦想。”

声音越来越哑，但我强迫自己说下去：“这份信任，我不能辜负。所以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也要有计划，让你们的心血不白费，让公司能活下去，让梦想能继续。”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有人擦眼睛，有人紧紧握着拳头。

高军第一个站起来：“浩彣，别说了。我们跟你干到底。”

赵振推了推眼镜，声音哽咽：“法律这边，我会拼到最后一刻。”

王工红着眼睛：“技术团队，一个都不会走。”

其他人陆续站起来，没有豪言壮语，但眼神里的坚定，比任何语言都有力。

我看着他们，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只能鞠躬。

深深地，九十度。

用这个动作，表达我所有说不出口的感谢，所有无法言说的愧疚，所有必须继续向前的决心。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高军留到最后，走到我身边：“浩彣，融资的事，我去办。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去做手术。”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专辑可以推迟，芯片可以晚点投，但嗓子坏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看着他，这个从我十二岁起就跟着我的男人，此刻眼里的担忧，像父亲看儿子。

“再等几天。”我说，“就几天。”

“等什么？”

等纳斯达克崩盘。等期权从浮亏变成巨额盈利。等资金危机解除。

但我不能说。